幻变的世界与幻变的人生

张俊彪同志经过多年潜心努力，写成了由《尘世间》、《日怀食》、《生与死》所组成的《幻化》三部曲。这部近150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他在西北地区长期的生活积累与艺术思考，和他后来在东南沿海特区城市生活中所薰染的现代理念和开放性思维，相互冲撞、幻化交融的成果。这个现象本身也表明，多类思想文化因子的互渗互补，将会给小说艺术的内质带来某些引人瞩目的变化。

《幻化》是一部多彩的内涵繁复的诗化小说，它把叙事和写意、诗情与哲理、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情调融合在一起，由三个相互关系密切又彼此鲜明的人物的生活历史，展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运行的轨迹，演绎出令人反复回味的幻变的世界和幻变的人生。随着二十世纪的即将终结，文学各门类中演示和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作品多了起来，长篇小说领域尤其如此。《幻化》三部曲在相类的作品中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特色，我以为，这主要体现在它力图用运动变化的辩证思维来审视社会历史和社会中人，它力图穿透政治身份、社会角色、家庭关系等重重帷幕而在人身上发现“人”，描绘出人性的斑斓色彩。

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霍士斌、黎可夫与何人杰，均出身于农家，在时代潮流推动下一起投身革命，为理想和信念而征战多年，成为创建共和国的功臣。建国以后，他们相继担任省委书记的职务，位高职重，显赫一方。然而，这样三个少年同志和革命战友，却在动荡不宁的政治风云中变成势如水火的争斗对手，轮番上台、下野，不断调换位置，相互怨恨彼此伤害，权势地位和利害关系不仅损坏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造成了他们人性的迷乱。霍士斌、黎可夫、何人杰这三个人物，人生道路相似，命运际遇有别，心灵轨迹殊异。他们从少年到暮年皆依环境和社会角色的变化，性格与心灵的多重内质所起作用的消长，始终处在幻变之中，直至走向生命的终点，有的仍欲念难平，有的却返回古朴的童稚时代，有的则归于宗教式的冲淡平和，其人生境界的显著差异形同陌路。岁月在改变人也在塑造人，这样三个阅历丰富的革命者和从政者亦不例外。但又正是岁月所造就的种种幻变的人生，才构成纷纭万状的幻变的世界。这样一种观察社会人生、描画人情世相的动感和眼界，正是小说作者能够使其笔下的人物和世界获得跃动的真实生命的缘由。

《幻化》三部曲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作为一省的政坛要员，他们的一生几乎都与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密切相联，是三个政治色彩很强的社会角色。对于此种类型的人物，通常是从政治历史的视角去展示他们个人的遭遇和官场的沉浮，或者再添加一些家庭生活的色彩，刻画他们的性格与心灵，以折射百年中国历史的变迁。这类写法在不少作品中可以见到，其中也不乏较为成功之作。然而，《幻化》三部曲的作者似乎有意避开此类习惯的写法，他不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去透示人物和结构作品，而是由洞观生命意义上的个体人生及人性的演化与发展的角度，来展现这几个人物生活的历史，将他们置于世俗生活中加以审视，将这些承载了历史的与社会的诸多负担的人物还原为人类描写。在小说中评判人物的政治是非、思想优劣、道德高下的一般尺度，往往让位于人性的盈亏圆缺，灵魂的健全与残破、洁净与污浊的辨析。正由于小说作者采取了这种不落俗套的视角和写法，他所展示的人物和世界便给读者留下一些新异的感受和认识。

霍士斌是小说着墨最多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和黎可夫、何人杰一起参加革命，却以其粗砺刚硬的性格特长而在战争年代成为一员骁勇的战将。他在共和国成立后最先走上省委书记的岗位，仍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种硬朗作风，率领群众艰苦奋斗，建起了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金山公司。这样一位有战功和政绩的高级干部，却在“文革”中长期遭受迫害，沦为囚徒和庶民。但是，在他复出以后，他那凌驾一方、主宰万民的权力意志却迅速膨胀起来，他不仅对何人杰及参与迫害过他的人睚眦必报，率意处置，更将他治下的一切政事和人事视为任凭自己随意摆布的掌中之物。他在战争年代就已冒头的对女性的占有欲，此时也愈加恣肆放纵。霍士斌的畸形的权力欲和情欲，固然给他的虚荣心和感官带来某些满足，但却并未给他带来真正的人生幸福。相反，他的这类习性却在霍婵娟、孙子沈雨佳身上谬种流传，以致令他在暮年连遭家庭变故的精神打击，灵魂孤寂，晚景凄凉。霍士斌作为一个从政者或许是成功的，但他的人性却是残损和不健全的，沾满了岁月与权力的斑斑锈蚀，他的灵魂已被欲望之火焚烧得扭曲变形。

与霍士斌不同，黎可夫身上少一些逞强争胜的锋芒，多一些敦厚柔韧的性情，儒学理念和练达世故过早地浸泡着他的血肉灵性。他在战争年代的人际关系中就能藏锋守拙，明哲处世，建国后他身居高位竟愈加信守中庸之道，淡泊名利，超然于权力争斗之外。他的处世哲学使他避免了在政治风浪中的大起大落，其政治生涯安定平稳，无惊无险，有时甚至充当了霍士斌、何人杰这两个对手的调停人。他在家庭生活中也一向恪守传统道德，与发妻秦君颖厮守几十年，怜子爱孙，尽享天伦之乐。其实，黎可夫并非是一个无欲无邪的天生圣徒，他的完善人格只是靠他毕生中用传统理念与人生信条去克制种种生命欲念的修炼结果。他在暮年丧妻后，对年轻妻子穆静的黄昏之恋，正是他与发妻之间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一种补偿。他在病危之际，固执地在病床上下放置母亲早年传授给他的扫帚、桃木刀之类镇邪之物，则又是他在生死观念上返归童稚时代的不自觉的表现。或许，小说对于黎可夫这个人物的肯定多于苛责，但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还是披露了其人性的驳杂与幻变。

何人杰的生命历程，较之霍士斌和黎可夫有更大的跌宕，他的聪颖擅变，趋时附势，使他在政坛生涯中后来居上，取代了两个同志战友，居于一省的权力中心地位。当他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在囚禁中经过痛苦的思索而获得人生的彻悟，甘于归隐乡里参禅论佛，痴求远离尘嚣的平和宁静之境。他与眷恋已久的情人华馨薇最终结为合法夫妻，在晚年营造起浪漫情调颇浓的爱情之巢，让缠绵的爱情与空明的灵性陪伴他度过余生。透过何人杰回环曲折的人生之旅，小说刻意写出他的人性中清浊互易、明暗轮回的幻变轨迹，使这个人物成为某种在大变故之后追求人性完善和灵魂救赎的另一人物类型。

小说对于霍士斌、黎可夫及何人杰这三个主要人物，是按照他们同为现实环境中具有个体生命意志的人来刻画的，摒除了以往对于此类人物的固定理念和角色概念。因而，这三个人物就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大善大德、大奸大恶之辈，而只是依其自身性格和内心欲求在尘世间行走的人，是一个个体现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五色杂陈的人物。小说对于这几个人物不作纯净化或粗鄙化处理，却由于对其人性内蕴和灵魂隐曲的深度发掘，使之成为彼此对照鲜明而各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形象。应当说，《幻化》三部曲为一般读者认识这类经历了人世沧桑的从政者的完善人生，提供了一个从人性的深度去观察和理解的更能逼近生活本相的艺术世界。

《幻化》三部曲在叙述方式上显然有自己的追求，它从总体上虽未脱出以故事情节为主的叙述模式，但却并不刻意营造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戏剧性，故事和情节只是它展示人物的活动空间与活动状态、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段之一。它更着力于人物心灵的揭示和人物的各种层面及其流动变幻的描写和思辨。大量的心理描画和哲理思索，几乎贯串并糅合于每一章的故事情节的叙述之中，将人物此时此境的情感与心灵状态加以细致地描摹和剖析，而且小说的叙述者有时也会介入进来，对人物和事件作理性的辨析与评说。小说还引入篇幅较多的诗歌片断，作为人物抒情达意的辅助手段，它们往往契合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情绪心态，成为传递人物心灵动态的某种隐喻和暗示。可以看出，小说力图改造以故事情节为主的单一叙述模式，而杂取诸种外向和内向的艺术表现方式，包括借鉴吸纳了外国文学中长于心理分析、注重刻写灵魂状态的方法和手段，以拓展人物描写的艺术空间与精神广度。对于这部重在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和人性的幻变历程的小说而言，这样的艺术探索确有明显的成效。不过，这类叙述策略在未臻成熟和完善之际，也许会带来诸如节奏迟缓、篇章结构重迭拖沓的毛病，有些哲理思索和议论虽不乏精采之处，但若铺展过量也会打断叙述的流畅与连贯性，容易产生阅读的怠倦。

《幻化》三部曲的另一个明显的优长，是它的不少较有特色的环境描写，这在近来的一些长篇小说里已属少见。其实，在长篇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仅是人物刻画的一种需要，更是对于人物与生存其间的自然世界之联系的理解和领悟。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纳入文学对于人类世界更为完整的观照范畴。这部小说对西北地区城市与乡野的山川风物、天文地理等自然环境描写，几乎随处可见，有些段落颇能传达出自然界的缤纷万状、变幻奇诡的神韵，而此类可圈可点的自然风物描写，又往往沾染着叙述者对于所写人物、事件的情感色彩与纷纭思绪，带有以自然世界反照人物世界的象征性寓意。小说作者对自然环境关注，无非是要用人与自然之联系的观察方法，为其对于人物世界和人物心灵的刻画拓展出恢宏的自由舒张的精神空间。不过，就其已达到的艺术效果而言，也还存在适度把握不够的欠缺。